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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肖晞 王一民:中国共产党百年国家安全思想发展析论

发布时间:2021-12-21  点击: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国家安全思想从突出强调军事安全到以经济发展促进国家安全,再到统揽全局、系统协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进,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百年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建党到改革开放,遵循以军事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其中从建党到建国的28年间,军事革命是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党确立了以军事建设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强调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建设服务于军事安全。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十八大,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是发展,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党在十八大以来创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一百年来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包括:党对国家安全一以贯之地绝对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安全思想的指导,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安全和利益,始终坚持国家安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科学化程度不断加强,中国国家安全与人类共同命运的关联日益密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军事核心;经济核心;总体国家安全观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一百年来,国家安全始终是党的核心关切,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建党到改革开放开启: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中国共产党遵循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以斗争求生存,谋求国家独立自主,坚定捍卫国家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这一时期党的国家安全思想可以分为两个分阶段。前一分阶段以军事革命为核心,后一分阶段以军事建设为核心。

1.1军事革命保安全的思想(19211949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8年里,党在始终面临生存危机的极其恶劣的安全环境下,军事革命是维护安全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力量。1921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这一时期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缺乏,经历了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于19278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过后,党确立了以军事革命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

1)建立人民军队,确立党指挥枪的军事革命思想

一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建军思想。毛泽东在19278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科学论断。他明确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进一步强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要“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二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192792日,毛泽东对军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首次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随后召开的古田会议更加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2)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279月,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将中国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并最终带领人民军队走上了通过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进而夺取城市领导权的革命道路。

3)确立了游击战、持久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同朱德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在指挥中央红军连续开展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又提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方针和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创立了持久战思想。解放战争中,他又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思想。

4)坚决反对内战,建立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抗战胜利后,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积极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

5)加强党的政治安全建设思想

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政治安全建设思想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原则。针对党内思想问题,党在四十年代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针对党内因为胜利而产生的骄纵和功臣自居情绪,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三大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政治安全思想。

1.2军事建设促安全的思想(19491978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这一时期,国家安全突出强调保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和革命成果。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要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1)加强军事安全建设,维护国家安全

一是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提升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人民军队建设,他在建国初就指出要在建设强大陆军的同时建设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等多军种,军队正规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二是加强先进武器研究,推动军事装备现代化发展。毛泽东指出要通过发展先进武器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思想。他明确指出要掌握新的武器和技术来保卫国家,在注重军事科研的指导思想下,我国成功研制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军事装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大幅跃升。

三是经济建设服务于军事安全。毛泽东认为强大的国防军和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建设是都很重要的两件大事,但是他对两者的重视程度并不相同,认为“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经济建设是手段,国防军事建设是目的,发展经济有助于更好的国防军事建设。

尽管军事建设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但是军事建设终究是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不是用于侵略他国。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反霸和永不称霸的国家安全思想,这一思想赢得了国际社会尤其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可和称赞,扩大了朋友圈,减少了敌对,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安全。在积极防御的军事安全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三线建设。此外,中国向世界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2)巩固政治安全,保卫人民政权

政治安全建设的核心是保障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有效维护了国家政治安全。在国际上,中国开展了抗美援朝、金门炮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战役及西沙海战等多场战争,坚定地维护了政治安全。1958年,苏联想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中国认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坚决予以拒绝。此外,党还注重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3)构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

建国初期,中国积极发展与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国积极推进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运动等的发展,客观上减轻了美苏两国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拓展了战略空间,维护了国家安全。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三个世界”理论等,从地缘战略的维度团结包括西欧、日本等国家,努力扩大制衡美苏霸权的广泛的国际力量,维护国家安全。

二、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以发展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

如果说毛泽东遵循的是军事安全观,那么邓小平奉行的则是发展安全观。在邓小平开创的以发展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的指引下,江泽民、胡锦涛结合新的历史背景和国内外形势变化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邓小平认为和平和经济或者说发展问题是世界上真正大的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他对当时世界主题高瞻远瞩的深邃认知推动了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要转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邓小平强调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从而极大拓展了国家安全内涵,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任务。

2.1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

1)高度重视国家主权安全,维护稳定发展大局

邓小平强调:“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胡锦涛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此外,邓小平以“一国两制”方针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2)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强化政权安全

邓小平高度重视党的安全问题,强调党的制度建设。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胡锦涛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2.2经济发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

1)经济发展为国家安全提供基础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著名论断。他认为四个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科技则服务于经济建设。他明确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江泽民尤其重视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强调:“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他认为经济是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根本因素。他指出:“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2)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愈加凸显。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指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同江泽民认为,“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对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具有关键作用。”胡锦涛认为科学技术是赢得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的核心和关键。

2.3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邓小平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使命,要加速国防现代化。在国防现代化和经济建设两者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他在军队建设上坚持注重质量建设的方针,在198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该会议要求,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这段和平时期,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我国在这一年作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决策:决定将军队员额减100万。

江泽民和胡锦涛继续坚持注重质量建设的精兵之路,努力推进国防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江泽民强调:“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他明确指出:“努力把我军建设成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1997年,中央军委提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构想,胡锦涛进一步指明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确定了到2020年的具体建设目标。

2.4通过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来巩固和促进中国国家安全

1)坚持独立自主, “不结盟”的国家安全思想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他强调中国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独立自主的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将国家安全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使得中国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站在同一战线,不结盟的政策避免了中国被拖入不必要的战争和冲突。

2)和平解决国家安全历史遗留问题

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提出了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核心的解决边界争议的思想。在和平解决争议问题的思想下,中国与东盟国家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双方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3)努力推动世界和平以促进国家安全

顺应时代发展和历史潮流,中国领导人与时俱进地提出了通过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来巩固和促进中国国家安全的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

江泽民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认为各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他指出:“我们要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平是世界人民的第一需要,没有和平,任何建设事业都无从谈起。国家之间的争端,要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他认为“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运用科学的系统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科学的系统的安全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反映的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属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揭示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本质和内涵,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3.1总体思维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和要义在于“总体”二字,“总体”意味着系统性、全面性、辩证性和统领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各要素是一个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统一整体,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要做到统筹兼顾。尤其体现为对“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和“十个坚持”的科学阐释。

“五大要素”高度地凝练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逻辑关系,这一对国家安全“宗旨、根本、基础、保障、依托”之间逻辑关系的界定阐明了其构成要素的联系与功能,理清了国家安全的目的和手段、整体与局部、主体和客体的逻辑,这表明国家安全各要素之间往往是相辅相成的,要用系统的科学思维对其全面把握,统筹协调;“五对关系”反映了辩证、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思想,囊括了国家安全在哲学思维里的自我与他者、空间范围内的内部与外部、历史范畴中的传统与非传统的关系,牢牢把握住了发展和安全的协同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整体上反映了辩证、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思想。“十个坚持”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安全的体系、能力、队伍建设,提升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3.2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国家安全工作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党的领导权威,不断提升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能力。十八大以来,党始终坚持对国家安全的绝对领导,尤其表现在制度建设、军事建设、法律建设、安全教育四个方面。

1)以顶层设计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统领党的国家安全工作

党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明确了其主要职责为“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一顶层设计确立了其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加强了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地位。

2)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

习近平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他指出要“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他明确要求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定决心意志,埋头苦干实干,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3)以《国家安全法》为主体和引领,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保障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2015年颁布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地位,明确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以《国家安全法》为统领,我国颁布和实施了《反恐怖主义法》《核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反间谍法》《国家情报法》《生物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国防交通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一系列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4)深入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升国民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法》确定每年的415日为我国法定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了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加强国家安全的保障能力,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先后印发了相关文件,设立了“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

3.3以人为本

国家安全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安全。人民安全对于国家安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深刻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国家安全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高度强调维护人民安全与利益。习近平强调国家安全工作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他明确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守的是人民的心”,这充分表明了党对人民安全和利益的高度重视和坚定维护,人民是国家安全的主人翁、参与者、建设者和最终受益者。

3.4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重视统筹兼顾发展和安全。习近平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 无论“五大要素”、“五对关系”还是“十个坚持”,都始终高度重视和重点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最为紧迫,也最为关键。统筹兼顾发展和安全是根本核心,这一根本核心统领“五对关系”中的其他四对关系。国家安全归根结底是要实现系统性、全面性的大安全并最终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协同促进,努力形成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的格局。

3.5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强调要“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反过来会有力地促进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实现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相统一,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意味着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对统筹自身安全和外部安全两个大局有了明确的自觉把握,准确表明了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和谐之间的辩证统一。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安全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

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4.1党对国家安全一以贯之地绝对领导

一百年来,国家安全工作始终强调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创立了党指挥枪的思想,掌握了枪也就牢牢掌握了国家安全的领导权。他提出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一表述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建国后,党在军事方面领导了多兵种建设和先进武器研制,同时领导了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等的建设。

邓小平认为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他进一步明确了党对国家安全的核心领导地位。他强调党的领导是维护国家、社会和人民安全和利益的根本。他明确指出:“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习近平进一步明确了党的绝对的全面的领导地位。在国家安全方面,他强调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从多个方面建立起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地位。习近平同样高度重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他强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4.2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安全思想的指导

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矛盾是客观普遍存在的,也是推动事物发展的重要动力。毛泽东科学地阐释了矛盾的本质,深刻的阐释了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原理,在实践中,始终强调要抓住主要矛盾。一百年来党的国家安全思想始终牢牢把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

建国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长期面临着因外国侵略而亡国灭种的威胁,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是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由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军事革命为核心的安全思想。建国后,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国,维护新生政权,发展工农业成为党的重要政策,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始终突出强调通过军事国防力量的建设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思想随之转变为以发展促安全,具体表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提升综合国力进而促进国家安全。

在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准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强调人民安全和发展,国家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4.3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安全和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因此,这个政党能够广泛地代表人民的意愿,以人民的需求为归依。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党在百年光辉征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安全和利益。

毛泽东深刻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他认为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的军队也服从于人民利益和安全,要求解放军要维护人民利益,代表人民需求。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发展是国家安全的主题。历代领导人始终紧握发展促进和改善人民利益和安全这一思想主线,在发展中促进人民安全和利益。邓小平强调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提高,进而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江泽民指出要“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他强调:“党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胡锦涛提出要“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习近平强调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他始终强调国家安全对人民安全和利益的坚定维护,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4.4始终坚持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理论和实践与主观和客观在哲学范畴上是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的一种特定的理论表征和实践形态。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对理论起决定作用,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在党的百年国家安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具体的客观的历史实践中产生、发展、检验和创新国家安全思想。

安全不是一种绝对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与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时代特点紧密相关,并随着这些要素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发展。百年来党的国家安全思想在具体的国家安全工作中表现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革命实践中,俄国革命是从城市胜利的,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采取盲动的攻取城市的策略。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著名论断。

建国后,美苏争霸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毛泽东结合新的实践提出了 “三个世界”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分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理论,甚至跨越社会制度差异,以国家利益为切入点进行安全合作,切实维护和促进了国家安全。原子能的巨大能量和以原子弹、氢弹为代表的核武器是马克思不曾预料到的新事物,毛泽东根据具体的军事实践提出了发展先进的尖端武器的思想。根据我国发展的实际,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指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以这一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理论。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以军事和政治为中心的传统的安全领域逐渐拓展延伸到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习近平指出了十一种安全,随后又与时俱进地增加了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安全。

4.5发展和安全关系的科学化程度不断加强

“国家安全”概念是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的概念,安全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国家安全思想中一对需要认真处理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百年国家安全思想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更为重视安全、更为重视发展、发展和安全协调发展并相互助益三个阶段,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朝着更加均衡和科学的方向发展。

在建国前时刻面临生存威胁的极其恶劣和严峻的安全环境下,军事革命似乎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唯一有效途径。受制于客观的历史实践,军事革命成为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尽管毛泽东也很重视发展,他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政党的政策效果“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但是客观历史条件和社会规律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更加重视安全因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的威胁相对建国前有所下降,基本有了保障,在军事建设的同时也强调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为党的核心。邓小平认为发展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作用。他明确强调:“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应该说从改革开放开启到党的十八大,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更多的是对发展因素的考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协调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是在发展基础上不断提升的安全,是在安全保障下不断实现的发展。习近平始终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如果说战争和革命历史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家安全思想极其重视安全而对发展的重视不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国家安全思想尤为重视发展而对安全重视不足,那么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则致力于统筹协调发展和安全。

总之,党的百年国家安全思想经历了安全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实践中的各有侧重到两者的关系更加均衡和科学的发展。

4.6中国国家安全与人类共同命运的关联日益密切

一百年来,党的国家安全视野在纵向上从关注自身安全向其他层面的安全扩展,形成了从自身到全球、个体到整体的安全发展思想。

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保证自己的生存是首要和迫切的,这一时期党的国家安全思想尤为关注自身的军事安全和政权安全。新中国成立后,党确立了以军事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中国在自身安全得到基本保障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并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不仅坚决反对美苏的霸权战争,还积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除此之外,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永不称霸、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制止战争等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中国“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是中国发展和安全有利的外部条件,而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因此,在始终维护人民安全和利益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日益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面对多重风险,任何强大的国家既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成不了救世主,大家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如何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成为国际社会的必答题。中国的解决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积极倡导并努力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人类的共同命运的关联前所未有的如此密切。习近平呼吁要“展现担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结语

一百年来,党的国家安全思想从无到有,从突出强调以军事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到以经济发展促进国家安全再到统揽全局、系统协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进,是一个随着国内外安全环境变化而连贯变化的体系。其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构成要素不断均衡,思想体系不断系统化、科学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国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国家安全工作顶层设计,完善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健全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有效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保持了我国国家安全大局稳定。

习近平指出:“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国人民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潮流从此就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在新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会在中华大地上谱写出更加具有科学精神、民族情怀、全球胸怀的国家安全思想新篇章。


文章来源 | 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